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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士制度问题的研究 |
关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士制度问题的研究 发布时间：2006-11-20 10:46:42
》，提供了重要参考；1997年，吴敬琏领导的课题组向党中央提出的“实现国有经济的战略性改组”的思路，为“十五”大的理论创新和政策突破作了准备；1999年他领导的“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课题组关于如何执行国有经济“有进有退”的方针、现代公司必须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等重要思想，被写进了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经济学科片，这些年则为中央贡献了诸如“价格双轨制”、“买方市场论”、“经济环境宽松论”、“稳中求进战略”、“经济软着陆”等经济策略思路；至于经济学家云集的国家体改委（即现“体改办”），主管经济工作的国务院领导人更是直截了当地说：体改委就是他的智囊机构。[42]还有，被称作“厉股份”的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教授厉以宁，被誉为“曹破产”的著名经济学家曹思源研究员等，均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些经济学大师们的每一项重大成果与自然科学界院士们的成就相比，毫不逊色。正是经济科学的这一特殊性，使得诺贝尔基金会同意设立了世界最高科学成就奖——“诺贝尔经济学奖”（虽然此项的奖奖金由瑞典中央银行资助），而许多自然科学学科（如数学、工程技术等）都没有设立这一奖。再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法学研究所，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就“曾组织两次法学理论务虚会，提出要重新认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独立行使审判权’、‘无罪推定’等重要原则，为政法领域解放思想、拨乱反正起到了应有的作用。特别是90年代初，根据江总书记的批示，我所率先开展并组织对人权理论的系统研究，为发展我国人权事业、参与国际人权斗争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二是积极参与立法和司法实践，为党和国家的决策献计献策。例如，直接参加1982年宪法的制定，并在此后每一次重大的宪法修改过程中都圆满完成所承担的任务；参加刑法、刑事诉讼法、公司法、婚姻法、民法通则等100多部重要法律、法规的起草、修改和审议工作；此外，经常参加最高司法机关的疑难案件讨论和司法解释工作。”再譬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在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对新兴宗教、神秘膜拜团体、邪教包括‘法轮功’等问题进行认真探究。正是这些基础研究的长期积累和阶段性成果，使我们能够及时配合党和政府有关部门，积极参与对宗教问题的应用和对策研究。”该所在1999年就“积极投入对邪教‘法轮功’的揭批，并提醒有关部门注意海外动向、早做防范准备。”[43]
高等学校的社会科学专家们同样也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譬如在中国人民大学，20世纪50年代初，人民大学讲授形式逻辑的教师王方明，就曾经应邀来到中南海，向毛泽东讲解有关形式逻辑的问题。
20世纪70年代，黄达向党中央提出建议：“不合理的比价必须调整”。面对个别高层领导的不同看法，他耐心地解释说：“调整比较价格必将使物价水平有所提高，所以物价水平会在时而平衡时而有所提高的交替过程中呈上升趋势。但只要把物价水平的变动控制在调整比价所必需的限度内，就不会成为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障碍。相反，比价不合理的矛盾越积越多，于经济发展很不利。”以后的实践表明，黄达的建议是正确的。
罗国杰1996年5月16日，在《光明日报》发表《对几个重要提法的建议》，对集体主义的要点作了简明扼要的概括，并对集体主义进行了层次划分。9月15日，中共中央召开有关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的意见征求会，请罗国杰参加。他在会上就集体主义精神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做了阐述，并建议“在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讨论稿‘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这段文字的后面加上‘以集体主义为原则’八个字”。党中央很快采纳了罗国杰的建议，将讨论稿改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要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这样就与稿中的“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开展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教育”，共同构建起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道德建设总布局。
1997年4月16日上午9点，人民大学教授高培勇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国税收与税制》为题，向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以及有关部委主要负责人讲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税收理论，并分析当前税收工作面临的主要问题及今后的政策选择。他指出中国税收在政府财政收入中占的比重偏低，潜伏着一定的风险。问题主要出在转轨时期国民收入分配机制不规范上。他明确提出，“改费为税”对于铲除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腐败现象具有打基础的意义。第二年，中国财政税制改革加入了“费改税”内容。以后，为了全面表述这项改革，将“费改税”扩展为“税费改革”，并实行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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