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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性：后现代的残羹还是补药？ |
现代性：后现代的残羹还是补药？ 发布时间：2006-11-20 10:46:19
却更倾向于世俗化；在艺术方面（特别是行为艺术之类）已经消除了任何界线，更不用说精英与大众的传统分野。尤其是在文化研究的塑造下，任何社会现实可能都可以读解出后现代的含义。这些文化门类的分别多少还以掩盖意义的相互矛盾，就在文学内部，短短数年的变化，就使后现代叙述陷入窘境，这无论如何也难以自圆其说。先锋派开创的那个形式主义的道路迅速就半途而废，在这一层面上叙述的中国当代文学的后现代性何以自谋出路呢？看看随后的文学现实，“晚生代”还勉强可以找到一些与原来的后现代叙述相承的东西，再随后的“美女作家群”，70年代的职业写手，“晚生代”趋于成熟的作品，更不用说那些时尚杂志上到处涌现的“白领文学”，“中产阶级”读物等等……，这一切，都使后现代叙述的那个不断变革创新，并且始终前进的历史，突然迷失了方向，历史在这里出现了一片无边的舞台，它不是后现代又是什么呢？我们搜肠刮肚，还能找出什么惊人之论予以命名或加以阐释呢？“现代性”――还有什么比这个术语更模糊莫衷一是，更有和稀泥的本领呢？当然，我们完全可以更富有建设性的姿态来理解它所具有的包容性，也可以更审慎的态度去发掘它的丰富的内涵，赋予它以真实而充分的活力。
一、 后现代变成了“现代性”问题
“现代性”显然是近年来学术界热门的一个概念。但现代性的确切定义却并不清晰，至于它内在的复杂含义，它所折射的张力关系，并没有得到恰当的清理。
很显然，我们现在理解的“现代性”是指启蒙时代以来的“新的”世界体系生成的时代；一种持续进步的、合目的性的、不可逆转的发展的时间观念影响下的历史进程和价值取向。吉登斯从社会学角度把现代性定为“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大约十七世纪出现在欧洲，并且在后来的岁月里，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1] 也就是以启蒙精神为基础，重新规划社会组织制度、新的法制体系，价值观念和审美认知方式的时期。我们所理解的现代性，也正是在以上诸多方面展开的一项强大而长期的社会变革和精神变革。要准确标明现代性起源的年代是困难的，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的分析模式大相径庭，分歧颇大，但大体上倾向于认为，现代性的缘起与资本主义起源密切相关。现代性的起源应该是一个更广泛更深远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的历史变迁过程。以此看来，把18世纪启蒙主义运动兴起看成现代性缘起的时期比较合理。
“现代性”在近几年突然成为一个热门的论题，所有关于后现代的论述都悄悄地或者说在不知不觉中换成了“现代性”论述[2]。这确实有点蹊跷，城头变幻王旗，只把新桃换旧符。后现代似乎已经变成陈词滥调，后现代论述持续了二十多年，从最新奇的指认，到殊死的反对。不只是兴奋劲已经过去，而是猛然间发现，大家都“后现代”了。这也许是一个尴尬的处境，当年左派们围追堵截后现代，不想猎人们变成了自己的猎物，左派的理论家们也纷纷变成了后现代。左派们都是后现代的批判者，他们起劲而沉迷于其中的批判，足以把他们塑造成后现代主义者。杰姆逊在中国的被误读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列奥塔后来一再辩解他对现代性的批判，他要“重写”现代性，目的就是要抵制来自这一所谓的“后现代性”的书写[3]。他的这一辩解有谁注意到呢？有谁会给他正名呢？列奥塔一直是作为后现代理论家的形象矗立在当代理论高原上。只有杰姆逊一锤子就把他打中：列奥塔骨子里就是一个现代主义者[4]。真不知道这是在褒奖还是贬损。很显然，现代性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左派理论家们无疑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微妙之处也许正在这里，后现代一直是左派批判的对象，或者说是一种批判性的论述。但问题就在于，并没有什么更有效的和更有影响力的后现代的正面倡导性论述，声势浩大的其实是批判性论述。当左派的那些批判性论述变成了后现代的主流理论时，这个后果不是皇袍加冕，而更象是篡位。可以数过去，杰姆逊、列奥塔、赛义德、霍尔、德里克、安德森、泰勒、德里克、伊格尔顿、鲍德里亚、鲍曼、斯皮瓦克、霍米巴巴……，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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