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对民主概念的文化合理性的哲学考察——对三类民主概念的探讨 |
对民主概念的文化合理性的哲学考察——对三类民主概念的探讨 发布时间：2006-11-20 10:46:07
;Hayek）对以“多数”为形式的民主的“变异”的研究，是对形式民主进行文化合理性考察的又一个饶有趣味的思路。他把民主只看作政治决策的特定程序，民主在其传统意义上的主要功能，根据哈耶克的说法，就是依靠多数的理性抉择而和平地更换政府，并防止专断以保障公民自由。但是，他认为，在民主形式的运用过程中，“多数原则”的文化意义发生了“衍变”：第一，党派政治实际上是不同利益同盟之间的争斗，所谓多数并不是在一般性规则上形成公共识见的那个多数，而是由小团体拼凑起来的“多数”，这样的“多数”所形成的共同纲领，实际上是不协调的“大杂烩”。而在此基础上的选举，实际上是“贿选过程的代名词”[8]；由此而形成“无限民主制度”，即拥有无限权力的政府机制。哈耶克称这种政治是“敲诈政治”、“腐败政治”。从而，他甚至不愿使用“democracy”这个词。
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也主张程序民主，但是由于他强调他所主张的程序民主的文化意义（共同体的团结和政治的伦理性质），因而他的程序民主（无主体的、主体间性的“商谈”的交往形式）实质上是一种高于资本主义市场和资本主义竞争的、具有制约此二者的、具有一定新模式意义的政治文化[9]。正是在崭新文化模式的意义上，“商谈”的交往形式才获得了自己的文化合理性。同时，哈贝马斯对以生产资料的不同占有权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政治的权力结构和权力分配的民主模式的批判，也是一种对形式民主进行的文化批判，这种批判也和上述理论家一样，揭示了大众作为选举之后的国家政治的“消积观众”的文化实质。
从上述对形式民主的文化考察中，我们可以明确看到，作为民主的主要属性的“多数”和“代议制”等形式，在其文化条件下和文化背景中，并不具有永恒的真理性。所以，对“多数”和“代议制”等形式民主的简单执著，往往容易形成对“少数服从多数”和“代表”资格的设定的盲目迷信和非理性崇拜。萨托利的一个有名的诘难就是：如果把人民的统治简单地理解为“多数的统治”，那么，多数之外的少数人，岂不成了“非人民”？
实际上，形式民主即把民主作为程序、策略和手段，其原本的和基础的意义，就是在涉及到三个和三个以上的人的社会共同体存在的情况下，全体社会成员普遍地、平等地讨论和共同一起作出有关共同行动和共同利益的决定。这就形成“民主讨论”的概念，它涉及到每个成员自由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同时也形成“民主决定”的概念，涉及到投票表决的古老传统形式。而投票表决形式的合理性的被默认，就是对“多数人”和“大多数人”的意志和意见的“权威性”的“普遍服从”。而大多数人和多数人意见的权威性，又是以“大多数人（或者多数人）的意见总比少数人的意见正确”的假设判断为前提的。大多数人和多数人的意见为什么一定是正确的？或者说他们的意见为什么一定比少数人更正确？这是一个需要论证的文化合理性问题。此外，关于代议制的合法性与不合法性，上面的引述已经很能说明问题。
总之，我们可以看到，形式民主的基本概念，仍然是一些应该被放置到其文化合理性网络中进行考察和判定的“可怀疑之物”、“可反思之物”。它们并不具有绝对合理性；它们既不是政治概念的最后形式，也不可能是包治百病的政治灵药。因而，对它们的盲目迷信和执著，以及那种认为“民主”形式、多数原则、代议制神圣不可更动、不可怀疑的看法，并不是清醒的、理性的思想态度。
二， 论作为内容的民主概念的文化合理性问题
“民主”作为内容，它是一种价值。它是表达人们对政治结构及其组织活动方式的“应然性”思维的话语之一。
在古代西方，亚里士多德就研究了民主价值的两个基本范畴：平等和自由。他写道：“实际上，民主的正义观念指的是数量上的平等，而不是基于个人能力的平等；这种观念一旦占了上风，那么，多数必然成为主宰。……这是自由的一个标志，是所有的民主派为他们的制度制定的一条明确原则。另一条原则是，按照你所喜欢的方式来生活。因为他们认为，按你所喜欢的方式生活是自由的一种功能，相反，不按你喜欢的方式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下一页
|
对民主概念的文化合理性的哲学考察——对三类民主概念的探讨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