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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民主概念的文化合理性的哲学考察——对三类民主概念的探讨 |
对民主概念的文化合理性的哲学考察——对三类民主概念的探讨 发布时间：2006-11-20 10:46:07
有可能会被国外敌对势力所利用。同时，熊彼特在考量民主的文化有效性的时候，对现代社会的极端个人主义的泛滥，心存重重忧虑。他认为，社会的极端个人主义化，使得越来越多的人们在根本性的社会问题的看法上，越来越缺乏公共理性和行动一致性，消解着社会凝聚力，淡化着人们对公共事务的关怀。如果在这种普遍的社会精神状况下，一味地只热衷于程序民主，而如果忽视对社会公共文化理念、民族精神和国家精神的培育，民主形式和程序无论多么规范和精确，都无助于国家和社会的持存与发展。
从熊彼特的观点我们可以知道，对作为形式的民主，必须超越其形式而对它进行内容研究，即其文化意义的研究。只有这样，才能看出形式民主的意义的有限性。
在这方面，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也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启迪。她指出，现代的形式民主就是选举加上代议制。对大众来说，这种“民主”就是参加选举，一旦行使权利的几分钟投票选举的时间结束，大众参与也就基本结束了，其后的“民主”就是代表制和代议制对政治成果的接管，即确立代议制政府和科层体制。阿伦特认为，在这种“代议”和科层制度建立之后，实际上并不再允许公民对政治过程进行实际参与。她说，这是一种“缺席委托”，这种情况已经与她所说的“政治”，即平等公民之间持续的自由交流、对话和商谈，已经大相径庭。而民主选举所建立的科层制政府的统治，在她看来，是一种“无人统治”，但“无人统治不一定是不统治；在某些情况下，它或许会成为一种最残酷、最暴虐的统治。” [4]。阿伦特在对民主制的代议制进行批判的同时，她呼吁建构一种“参议会制度”（council system），以解决以“民主”为掩护、而通过“民主”选举的形式实际上把大众权利转化为科层制政府中的少数人的权力的弊病，而真正让政治体现为“实现人们的协力合作能力”。
罗伯特·达尔（Robert A. Dahl）从另一个角度研究现代西方民主形式的文化意义即其社会结构的真实状况。他没有沿袭人们多年来关于民主就是“多数统治”的传统解释的抽象性和笼统性，而表述了对民主形式的一种现代“破解”。他写道：“我们不能根据多数与少数之间的对比，来描述民主社会的实际运作。”[5] “选举和政治竞争并不以任何颇具重要意义的方式造成多数人的统治，但是却极大地增加了少数人的规模、数量和多样性”[6]。达尔的“多元民主”理论的文化意义在于：它如实地揭示了西方现代民主形式的真实机制，即社会集团利益的竞争。在这种竞争中，作为个人的社会大众及其利益，实际上已经被集团之间的权力－利益较量和分配所胁裹和淹没。达尔的解释向我们说明，西方现代民主形式是密切与西方现代化以来社会结构集团化的发展相关的。也就是说，这种民主所形成的一系列制度形式，都已经暗含着与集团政治运作密切相关的文化意蕴。这对于解释西方民主制国家中政党并不代表大多数人而代表利益集团这一政治实质，无疑是一种理性的启示。根据这种情况，我们要问：在那些其社会并没有被充分集团化的民族国家，就盲目搬用西方现代的、与集团化政治密切相关的民主制度形式，其适用性难道不是可疑的吗？同时，就西方现代内部的政治文化而言，达尔也意识到他所揭示的“社会集团竞争”的“多元民主”形式，面临诸多难题。其主要弊病是：在这种局面下，平等蜕变为各个权力－利益集团之间依据其具有的资源能力（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种资源能力）的不同而进行的权利－利益份额的分配；处于集团中的公民的个性、意识、权利和利益，统统都被他们处于其中的各个权利－利益集团的Log所遮蔽，被它们内部的形形色色的、并不一定民主的（甚至专断的）组织制度和纪律所强制；而同时，那些处于集团之外的“大量无组织公民”，则在实际上成为无权的多数。所以，达尔也提出了应该在各个集团组织内部“落实”民主、把民主的“原则”扩展到公司和一般经济生活中去的任务。[7] 但是，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资本是社会权力的主体，它们是具有一定的“所有制属性”和传统的企业“控制制度”的，它们是不是愿意无论在集团内部还是集团之间都自觉地建构趋同于资源平等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呢？这似乎应该是解决西方现代民主国家中的“集团民主= 非大众民主”的悖论的关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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