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对民主概念的文化合理性的哲学考察——对三类民主概念的探讨 |
对民主概念的文化合理性的哲学考察——对三类民主概念的探讨 发布时间：2006-11-20 10:46:07
“民主”这个词，在当今人类各个文化圈的社会、政治领域被越来越广泛地使用着，并被赋予了许多不同的含义。正如罗伯特·达尔（Robert A. Dahl）所言：“对于民主理论来说，存在着如此之多不同的思路……而且在涉及到民主的问题时，对于几乎所有的可能性，人们都可以找到一个良好的例证来加以证明。人们试图借以发展一种民主理论的可替代思路如此之多，以致开列出这些思路的清单是一件相当令人恐怖的事情。”[1] 萨托利（Giovanni Sartori）也说：“我们生活在一个以民主观混乱为特色的时代里。”[2] 况且，由于“民主”这个词一方面在人类各个文化圈内部的思想意义和实践意义都越来越突出，另一方面，它在人类各个文化圈之间的交往中也越来越承载着日益复杂的跨文化影响的和跨文化传输的社会意义及政治意义，因而，在今天，为真正深入研究“民主”理念，我们有必要首先暂且搁置下政治科学层面上的繁多纷争，返回到以人类纯粹精神进行形而上学反思的境界，从哲学层面提问：民主到底与人类政治思维的提升、从而与人类政治组织及其活动方式的更加文明（“有教养化”）有何干系？民主到底与人类社会文明的建构、并与人类社会历史的进步有何干系？
要回答这一系列大问题，就应该从文化哲学的思辨高度，提出探讨民主的“文化的理性规定”的任务。这就是要对民主的“文化合理性”进行哲学考察。
为此，我们就应该暂时搁置政治学范畴内的民主的各种各样的定义，而从民主的基本形式、基本价值以及基本时空特性出发，对其所涉及的哲学问题进行探讨。本文是为此而进行的一个尝试性的思索。
为了使得这种探讨文化合理性的思路比较清晰，我把民主概念区分为三类子概念。即：作为形式的民主概念、作为内容的民主概念、和作为在当代历史条件下被跨国、跨文化输出输入的民主概念。下面就分别进行讨论。
一， 论形式民主概念的文化合理性问题
民主被作为形式，就是把民主看成实现一定的社会目的和政治价值的手段、工具和方法。这种研究思路，也可以叫做民主的“形式主义”，或者叫做民主的“工具主义”或者“方法主义”。
此种设定和思路早已有之。例如熊比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说，民主是一种政治方法：“民主方法就是那种为作出政治决定而实行的制度安排，在这种安排中，某些人通过争取人民的选票取得作决定的权力。”[3] 在熊彼特看来，民主只是一种产生政治家的程序。他认为，民主作为一种形式或者程序，有其根本的弱点：第一，在选举制和公决投票制中，它实际上是一种选（投）票经营活动，不可避免地形成为选票的买卖；同时，第二，它的竞争形式，导致经常不断的扯皮和形形色色的政治斗争，使得办理公共事务的效率往往低下；而且，第三，选举形式并不一定能够保证选出合格的政治家。大众的几分钟的投票权利，与当选的政治家在选举获胜之后所得到的长达数年的、并无大众直接参与与直接约束的所谓“民意代表”的权力之间是什么关系，并不是一个能够被文化的理性逻辑简要说明的事。因此，按照熊彼特的观点，从文化合理性的维度来考察，民主作为一种政治运作形式（程序），并不能保证其运作结果必然有利于政治建设和社会公正。而要保证社会的政治建构的优良性质和高水平的社会公正，就必须在民主的形式（程序）上附加文化条件。只有获得这些文化条件的内容，民主才能保有自己的文化合理性。
为此，熊彼特提出了自己的“素质”理论。它包括了两个要求：一个是对政治家素质的要求，即：在进行民主选举或者投票表决中，选举对象必须是真正优秀的。如果没有真正优秀的候选人，程序民主无论如何公正，候选人得票率无论多高，选举出来的人可能并不是优秀的政治家；另外一个是对参与民主过程的大众的素质的要求：社会大众必须有团结精神，必须普遍地忠于民族和国家的利益。如果社会大众没有这种素质，选举必然会成为帮派斗争和闹分裂的工具，也[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下一页
|
对民主概念的文化合理性的哲学考察——对三类民主概念的探讨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