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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光论与“天人合一”的中西比较 |
唯光论与“天人合一”的中西比较 发布时间：2006-11-20 10:46:03
在上搜索“天人合一”，可以得到31300条结果，可见这个概念的使用频率之高。说它是中国哲学的主导概念一点不为过。“天人合一”思想在中国哲学中实处核心地位。“天人合一”意味着中国哲学把天地宇宙作为人的存在境界来体认，实为中国哲学确立了一个基本的逻辑起点。人的物质性是“天人合一”所包含的必然之理，是中国哲学的一个基本观念。把人作为天地万物之一部分从而应对天地万物这一整体负责，这就是中国人的价值取向。尽乎人道也就是合乎天道，最高的人生境界也就是“天人合一”。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源远流长，早在西周时代已见端倪。《周易大传》明确主张“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4]；“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5]。主张既要改造自然，又要顺应自然。以人类与自然相协调为理想。后来张载继承了这一思想，第一个提出了“天人合一”的命题。他说：“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学而可以成圣得天而未始遗人，《易》所谓不遗、不流、不过者也。”[6]又说：“合内外，平物我，自见道之大端。”[7]他全面阐发了天人合一思想：第一，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但物中之一物耳”[8] “天称父，地称母，予兹貌焉，乃混然中处。”[9]第二，自然界有普遍规律，人也必须服从这一规律。“阴阳之气，则循环迭至，聚散相荡，升降相求，氤氲相揉，盖相兼而相制，欲一之而不能，此其所以曲伸无方，运行不息，莫或使之，不曰性命之理，谓之何哉？”[10]阴阳之气的运行规律就是性命之理，自然界与人类遵守同一规律。第三，人生的理想是自然和人类的调谐。也即“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张载的天人合一思想为嗣后各派哲学家所接受，发展为占主导地位的哲学倾向。这在哲学界已成定论。
唯光论是唯光学派的哲学构想，这种哲学运用儒家的经典命题——“执两用中”，把世界本原界定为绝对的“光”，然后运用名家的“取实予名”概念，将道家的经典概念“道”，转换为光；唯光学派所作的努力，就是根据中国传统哲学“天人合一”的思想，把人和与之存在的宇宙综合统一为一个整体概念：光——“道恒有名”的光。从量子论的角度看，宇宙是一个不可分的统一整体，这已是不争事实。也即是说，把老子“道可道，非常道”的“道”，和与之有对应关系的康德的“不可知”的“自在之物”，解构、重组成可知、可说的统一的概念——光。光是对中国古典传统思想“天人合一”的最为中肯的诠释。一个原始的人类学与一个原始的宇宙学总是比肩而立，世界的起源问题与人的起源问题也总是难分难解地交织在一起，执两用中，便是光。天人合一的“一”，便是执两用中的“光”。
“天人合一”既非舶来品，但也绝非是中国人的专利，它在西方以变通的形式，贯穿于西方思想史、哲学史的脉络之中。在这里，笔者着重谈谈这个问题，因为这关系着我们是否能用“天人合一”的思想、或者说用 “唯光论”来融会中西、统一哲学。
“天人合一”在西方的变种之一是“泛神论”。关于西方哲学泛神论的历史，请参阅唯光学派的论文：《泛神论与唯光论》[11]。泛神论认为所谓“神”就是宇宙本身内在的秩序、组织和规律性，泛神论者认为自然界是一个有机整体，为精神活动所渗透，自然界的一切过程都应该用精神的内在活力来解释，而不应该用物质的机械运动来解释。关于自然神论或创世神授说，散见于古希腊哲学兴起阶段诸多圣贤的著述之中。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当属斯多葛主义。在斯多葛主义那里，自然的过程，也象在十八世纪的神学那里一样，是被一个“立法者”所规定的，而这个“立法者”同时也就是一个仁慈的天意。整个的宇宙直到最微小的细节，都是被设计成要以自然的手段来达到某种目的的。这些目的，除了涉及到神以外，都可以在人生中找得到。一切事物都是那个叫做“自然”的单一体系的各个部分，个体的生命当与“自然”相和谐的时候，就是恰如其分好的，就是符合天意的。从某一种意义来说，每一个生命都与“自然”和谐，因为它的存在正是自然规律所造成的。但是从另一种意义来说，则唯有当个体意志是朝着属于整个“自然”的目的之内的那些目的的方向发展时，人的生命才是与“自然”相调和的。德行、善就是与“自然”相一致的意志。这种思想一直可以追溯到前苏格拉底时期包括苏格拉底本人。公元121年出生、161年即位的古罗马皇帝马尔库斯·奥勒留的《沉思录》是流传至今斯多葛主义的最为杰出的一本著作。他写道：
“啊，宇宙，凡是与你相和谐的万物也就都与我和谐。凡是对你适合时宜的，对我也就都不迟不早。你的季节所带来的万物都是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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