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主体性价值的五个公理 |
主体性价值的五个公理 发布时间：2006-11-20 10:45:23
这意味着男子同样存在着种种弱点缺陷：男子有着远比女子强烈的侵犯冲动、创造冲动和主动性性冲动。这些冲动构成各种欲望的动机。冲动欲望越强，对快乐的期望也越高。对于高期望，快乐所赋予的满足值就放大，而对高期望的满足，快乐值就越大；反之亦然。所以在一个高度极权管制的超稳定结构社会；在一个理学盛行极力排折感性生命、抑制创造力、浸透着阴柔之气的文化氛围中，男子承受着远为沉重得多的压抑。这也是中国“男子汉”失落的传统背景之一。然而深受“怜女幻相”遮蔽，见之于文字的倒尽是些女子“苦大仇深”的记录，而现今文艺作品中的受苦受难者，大都为女人。而将造成这些罪恶的罪魁祸首之水，统统泼向男子便简单了之。
从伦理学上讲，权利和义务这二者应是辨证的统一，互为前提，相互包含。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理应要求作为道德主体的人们把义务放在第一位，把权利放在第二位。此要求对妇女解放也同样适用；在讲到权利的时候，应把社会的尊严、人民的权利放在第一位，把个人、小集体乃至“半边天”的尊严、权利放在第二位。遗憾的是，人们听到的老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女权主义”喋喋不休的调子：“女权啦，女权啦！”，却闭口不谈妇女义务、贡献。一挨到分享社会成果时，急忙打出“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的招牌，垂涎欲滴；而轮到分担社会责任时，辄高举“妇女弱者”的免战牌，龟缩一隅，一味贪图追加“补偿因子”。所有这些都有“怜女幻相”溢施之因。更令人困惑不解的是，这些还被视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妇女解放的重要标志呢！如：我们的文艺作品中绝少见到女性反面角色；又如“女权主义”津津乐道于国营（有）企业中普遍存在着的男女“同酬不同工”及“同工不同才（能）”现象，并认为理所当然、天经地义；在谈到义务时，人们只能听到“女权主义”者的一个调子：男人也该做同样份额的家务活——中国“女权主义”者何曾想到：在分配公民权利与义务过程中所须遵循的价值尺度遭扭曲变形，则导致社会公正秩序的破坏。
从法律上讲，司法须严格以公正和平等为原则的。然而令人吃惊的是我们的司法实践中却深深地染上了“怜女幻相”重症。请看一方面，在我国所有的教科书上涉及婚恋道德部分都告戒着人们：女子的外貌和贞节是无关紧要、不足挂齿的——似乎男子不该享有审美权和初夜权；然而司法实践中却是另一种绝然相反的态度：女子的外貌和贞节绝顶重要、价值连城——若有哪个男子出与冲动损害之，则尽极大之责任，常以性命相抵偿。1983年的“刑打”中，有多少男子被判处极刑仅仅只因冒犯了女人高贵的尊容尊严，1994年轰动沪上的“潘平毁容案”亦是。正因我国大城市中的司法对男子如此“从快从严”；对女子则如此的“保护”，故而沪上的女人如此气焰万丈便不足为奇。
从社会系统的角度看，妇女解放是人类解放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从历史发生学角度看，是个较为“后继”的部分。妇女权利只是人类权利的一个组成部分，女权之与人权尤如毛之与皮。岂不知：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而整部人类史告诉人们：包括妇女解放在内的人类解放重任，极大地得由男子汉来完成——这意味着男子汉的自由权理应优先一步得以发展和解放，然后才能使包括妇女在内的整个社会发展和解放得以顺利进行——这就是从母系制走向父系制之所谓历史的必然性。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解放是和自由同等程度的概念。因此，这对妇女解放来说亦如此。可悲可叹的是深受“怜女幻象”障目的某些中国女权主义者既不愿认识历史的必然性，又不愿在社会实践中去改造客观世界，同时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却一边空喊着“女权，女权！”；一边不时做出侵害他人（男人）的权利，其痛快尤如杀鸡取卵一般。她们依杖着父母官所提供的权势保护伞，频频向男子汉突施“助官镇叛、上书告密”的杀手锏，或是祭出“同归于尽”的镇山宝，以极尽赖皮为乐事；曾几何时，秦香莲的“新种”们纷纷撑起旧幡撒赖欲拖夸掉被帖上“陈世美”标签的男子汉精英分子[9]。这里我们看到的与其说是对男权主义的否定，还不如说是对男性优势的嫉妒和贪欲，借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是贪婪借以表现自己和只是用另一种方式来借以满足自己的隐蔽形式”[10]。从另一角度说，是女人内心深处极度自卑的扭曲表现形式。可笑的是其结果既阻碍了社会进步也延缓了妇女解放，从而成为一个社会学怪圈。
“怜女幻象”作为补偿因子是历史地发展变迁着的。今天，它在功能上还有着女性自我对照以促进“四自”、提高自身素质之用。在此意义上，中国的男女平等将是妇女通过自身对社会作出贡献而达到男女“守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主体性价值的五个公理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