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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哲学”能成立吗？ |
“中国哲学”能成立吗？ 发布时间：2006-11-19 12:27:09
编在一起，名为Metaphysics，意思是“物理学之后”，亦即编在自然科学著作之后。显然，在亚里士多德著作的编辑者看来，“研究人生切要问题从根本上着想”的是哲学，而不是科学。所以，我们可以把哲学跟科学相比较而加以理解。
通常认为，“形而上”指无形之道（抽象道理、规律、本质），“形而下”指有形之器（具体器具、事物、现象）。例如孔颖达讲：“道是无体之名，形是有质之称”；“道在形之上，形在道之下。”（7）这样说来，科学研究的是有形的东西，而哲学研究的则是无形的东西。其实这是不对的，科学同样要研究无形的东西，哲学同样要研究有形的东西。这里“形”是一个中介，形上、形下都要从“形”开始，由有形而至于无形，亦即由具体（事物）而至于抽象（道理），科学、哲学莫不如此。所以，“形而上”与“形而下”都是无形的，“形而上学”（哲学）与“形而下学”（科学）都要寻求无形之“理”，而且都要由“形”出发，由“形”而后“上”，由“形”而后“下”。
所以，哲学与科学之区别不在对象上，而在“理路”上：一个是“往上说”，一个是“往下说”。这是“真理”在向度层次上的区别：科学所知之理，是往下说；哲学所知之理，是往上说。这“上”与“下”的区别，我们可以拿科学的“公理”（axiom）来作为一条中间的基线。对于科学来说，经验的归纳层层提升，但始终在公理以下；逻辑的演绎级级下推，当然更始终在公理以下；而对公理本身以及公理以上，科学采取“六合之外存而不论”的态度。但哲学则不然，它恰恰要从公理往上说，也就是说，它就是要追问公理本身。举例来说，科学研究这个客观世界，但是这个世界本身的客观存在它不问的，这是作为科学的前提的“存在公理”；然而哲学却要追问：这个世界是否在？何以在？我们知道，康德就是把这个世界归结为不可知的、只是作为逻辑假设的“物自身”。再如，科学和哲学都研究所谓“人性”，但是它们的理路截然不同：科学只是解决人性 “是如此的”问题，是所谓“知其然”；而哲学则更进一步解决人性“何以是如此的”问题，是所谓“知其所以然”。比如《中庸》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就是：“天命之谓性。”所以，用冯友兰先生的话来说，科学的规律就是“道理”，公理就是“道理的道理”；科学追寻规律就是“说出道理”，哲学追问公理就是“说出道理的道理”。
当年张东荪说得好：“我以为科学好像芭蕉一样，一层一层皮叶长大起来，自然一天一天肥厚了。而哲学则是对于已成的芭蕉来一层一层剥下来。所以科学是顺进的，而哲学是逆进的。科学是经验的堆积与知识的开拓，而哲学则由开拓而逆探其原始，由堆积而返窥其起点。”，“即以科学的假定而为向后退的返省……这种剥蕉是愈剥愈赤裸，愈赤裸则愈直接”。（8）这也就是“从根本上着想”了。这使我们想起老子的话来：“为学日益，为道日损。”科学便是“为学”，哲学则是“为道”。中国哲学正是“为道”——天道，地道，人道。《周易·系辞传》说的“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就是这个意思。
三
以上所谈的其实是中国哲学的内容方面，现在还有个形式的问题。我们且回到冯友兰先生对“中国哲学”的说法上去。所谓“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其实也还是用西方哲学的形式来规范中国思想的内容。这样一种做法，正如张岱年先生所说：我们“区别哲学与非哲学，实在是以西洋哲学为标准，在现代知识情形下，这是不得不然的。”（9）有人说中国无哲学，最主要的还是因为中国传统思想不符合西方哲学的标准、尤其形式方面的标准。按此标准，所谓“中国哲学”至多只有“中国现代哲学”而已：迟至1902年，《新民晚报》一篇文章首次用“哲学”来指称中国传统思想；1914年，北京大学首次设立“中国哲学门”（后来蔡元培把它改为哲学系）；1916年，谢无量首次出版了一部《中国哲学史》；1919年，胡适出版了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哲学史大纲》；1931年，冯友兰出版了更名副其实的《中国哲学史》。当然，此所谓“更名副其实”，也只是“副”的西方哲学的形式标准之“实”。但我们好歹总算有了自己的哲学，虽然未必堪称“中国哲学”。
所以有学者提出，之所以出现关于有无“中国哲学”的质疑，“其主要原因在于混淆了哲学思想、观念与作为一种知识形态的哲学理论之间的界限。我们民族是一个富有哲学头脑和哲学智慧的民族，但是，作为一种知识形态，系统化、理论化的‘中国哲学’，却是中西方思想接触交流后的产物，确切地说，是引进西方哲学的观念和方法阐释传统思想的结果。”（10）这似乎等于是在说，我们有哲学的思想内容，但没有哲学的理论形式。我们的问题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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