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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践的除魅与去魅的实践 |
实践的除魅与去魅的实践 发布时间：2006-11-19 12:26:54
摘 要：实践是人类对自身幸福的追求。这是结果均等分配给每一个人的权利。实践只能是自由和自由意志的质料，它永远有自身的时间性。因此，实践不具有本体的资格。实践本体论是实践唯实论的产物——种可怕的哲学倒退。人类在实在化自身的过程中解构为没有功利的对知识的追求和有功利的对幸福的追求。前者为纯粹理性，它是后者——即实践的眼睛。同时，实践又必须在道德法则的监护之下运作。没有认识论的实践是盲目的，没有伦理学的实践是野蛮的。中国人对实践的青睐只是为了追逐的现实化的目标。我们在实践中应系上认识论和伦理学的安全带。
实践学是中国20世纪后半叶哲坛上的显学。究其原因,马克思用实践弥合甚至超越理性
与经验二元论的鸿沟，当然有其堂而皇之的理由。不过也不要忘却实践曾在中国政治的重要
转折关头立下过汗马功劳。于是，就实践著书立说者有之，借实践成名成家者有之。笔者无意加入这场学坛流行音乐大合唱，只是想给实践加上支撑它站立的骨架。即给实践注入人类理智行为的伦理规范和知性法则。因为没有认识论的实践是盲目的，没有伦理学的实践是野蛮的。这多多少少类似于西欧中世纪给巫术的除魅（deenchantment）当然和20世纪给科学的除魅亦雷同，即剥去其人为杜撰出的光环。去魅之后的巫术已在文明世界中消失。科学虽然经怀特海等过程哲学的代表人物除魅，不过科学的魅力甚至暴力犹存，人们只能设想科学去魅之后是个什么模样。去魅的（deenchanted）实践我们也只能是一种想象了，但愿能使其成为一种预见。
说到实践，我不免为其感到悲哀。西方文明最早对人自身的思索成果便是实践。亚里士
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已明确地将实践定义为人对幸福的追求，伊壁鸠鲁、斯皮亚学
派紧随其后以同样的方式阐释它。正如康德所言：“在我看来，只有这样，实践一词自身固
有的意义才能得到最准确的规定。……对普遍福利的关切。一本历史的编写是实践的，由于
它能使人机智，教导世界如何去提高它的利益，至少尽力设法不比过去更差”（２，Ｐ６８）。这显而易见是人类独享的行为方式，人类养尊处优的先天之乐。正因为它是人类对幸福的追求，它才既是体现美好的光环，又是浸透罪恶的海绵。伟大的康德给它带上了伦理的笼头，它才不再是一匹脱疆的野马。然而，谁也不会料到20世纪人类科技风驰电掣，人文精神突飞猛进，而对实践的理解却出现了一场倒退。去掉了实践的伦理约束，其后果的确不堪设想。其脉络大体是：当拉布里奥拉提出实践哲学这一想法时，其实他是在与克罗齐的历史现时化目标同样的意念指挥之下行事的，葛兰西这位职业革命家在监狱中撰写《实践哲学》是在目的论框架之内进行的，为他的无产阶级的阵地战服务。到卢卡奇手中，这位三分职业革命家、七分学术精神狂则把它完全改变了基调，他把实践放在了本体论的氛围之中。实践要想充当本体，一定要抽空它的“骨髓”，即让它成为一个空洞的行为范畴。然而，这离不开目的论设定。晚年的卢卡奇把这一点铭刻在心，他撰写了也许是世界上部头最大的坏书——《社会存在本体论》。在这部未竟的著作中，他把目的论枷锁下的实践——劳动与语言说成是社会存在的本体。就在卢卡奇写这部书时，阿伦特的《极权主义运动》已问世。阿伦特用最无可辩驳的事实，最细腻清晰的笔楚，最有洞察力的分析，把在目的论的招牌之下的实践产生极权主义的胚芽及其生长特点、蔓延的过程向世界展现无疑。希特勒以及列宁去世后的斯大林都是在从事一种没有伦理法则和道德规范呵护的实践。最后导致极权主义，给世界带来了无尽的灾难。人们常用双面剑来隐喻既可以从善又可以做恶的事。我想用这个词描述实践并不合适。人类追求幸福的自由和能力如不加以限制，必然是止于善是偶然的，趋于恶是经常的。哲学欺骗的只是那些没有哲学头脑的哲学家，要是把上边这句话翻译成日常语言，其常识性和太阳从东边出来一样是显然的：如果我们随心所欲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坚信我们谁都不会做出几件像样的好事。动物的行为可由生态的合目的性来调解，人可绝对不一样，在意志驱使下的利己行为，肯定是以他人甚至世界的牺牲来满足自己的目的。对实践不加道德与知性限制，我们打开的是一个塞满魔鬼的潘多拉盒，每一个魔鬼的头上都有一块宣传自己的形象设计——“我来给实践加魅”。因为如此，我们应该给实践主动的除魅，去魅后的实践才是给人类创造幸福的源泉。
一、实践肯定是自由意志的质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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