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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矛与盾之间：试析尼克松主义的经济外交内涵 |
矛与盾之间：试析尼克松主义的经济外交内涵 发布时间：2006-11-8 23:02:44
武器配备所引起的军费波动的不稳定作用，因此其结果是经济的军事化增加了周期性的不稳定局面。” 国民经济军事化导致的财政状况的恶化及经济衰退反过来又危及其全球战略的推行－－它使美国核力量的发展严重滞后了。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的核力量已为苏联追及。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时，美苏洲际导弹之比为424∶100，到《美苏关于进攻性战略武器的联合声明》签定时，双方洲际导弹之比已为1054∶1075（美苏）。陷入亚洲热战泥潭使核武研发由于投入力量太少而陷于停滞状态。实际上，从1964年至1969财政年度，用于越战以外的军事开支只增加了5亿美元。美共和党政治家阿尔弗雷德·兰登批评道，美国“试图以巨大的财政耗费维系整个世界的治安，却没有适当满足在美国确立可行的经济社会结构的时代要求” 。
三、美国七十年代的亚太战略：经济外交手段运用的合理性分析
20世纪70年代初的处境促使美国转向更多地采取军事手段以外的经济及外交手段作为政策核心，从全面干预转向有效控制，正如尼克松本人后来所总结的：“如果我们给予他们以经济上的支持，以帮助他们实现稳定，并以援助和忠告的形式给予他们军事上的支持以对付要给他们造成混乱的势力，那么我们就是撒播民主的种子。”
（一）“缓和”背景下美苏“囚徒的困境”
博弈论中的一个典型个案“囚徒的困境”，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20世纪70年代军事对峙上势均力敌的生动描述。在“囚徒的困境”中存在三种可能：（1）被隔离审讯的两个同伙案犯若“坚守同盟”互不招供而获释，虽最冒险且可能性最低同时确是最佳结局；（2）任何其中一人供出同伴而同伴没有招供，则供者免刑，不供者重刑；（3）互相供认则刑罚稍轻，但却无人幸免。
意识形态外衣掩盖下的国家利益的根本冲突是美苏在亚太争夺而陷入“囚徒困境”的根本原因，尽管美国在亚太的扩张态势有所收敛并与苏达成诸多核协定，然而在霸权利益的争夺中，在核竞赛的跑道上，谁都不愿“坚守同盟”受条约掣肘，更不可能有哪一方主动承担限核条约所规定的义务或停止对地缘边界的争夺，只有一种结果：一面进行核谈判；一面加紧扩张步伐，最终达到所谓“核恐怖平衡”下的世界和平 。对于美国而言，打破“囚徒困境”，获得控制东亚、东南亚第三世界的地缘战略优势，关键必然在于把握亚太地区正在变化中的各种因素，使其向有利于巩固美国战略优势的方向发展 。尼克松政府认识到了对变化的局势所引起的维持地区战略优势手段的革新之必要性 。斯卡拉皮诺（Robert A Scalapino）的看法是：“对外政策的依据仍将包括经济、政治、军事的成分，要根据特定的局势，特定的时间加以混合运用，所以只强调任何单一关系、单一手段就是错误的理解我们时代的性质。”经济力量以更为多样化的方式参与到外交政治斗争中便显得尤为重要－－以对苏联的经济优势作为亚太地区军事安全体系的润滑剂：包括各种形式的经济援助、军务贷款。更重要的是发展培育一种互利的长期的稳固的贸易制度和私人投资的体系，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彻底消除苏联在东（南）亚日益增加的影响。
1.中苏分裂 在拉尔夫·克劳夫看来，共产主义阵营的分裂使得美国至少在亚太地区处在了明显的安全战略优势上 。但中国－－尚不能、也不可能成为美国可靠的亚太地缘遏制线上的马前卒，其次陷于对苏冲突中的中国本身仍旧是东（南）亚盟友眼中最主要的现实威胁，因此最大限度地从非意识形态和非军事援助方面争取中国对美国确立在亚太地区的控制权就十分重要 。基辛格秘密的传奇般的北京之旅和美国乒乓球队应邀顺访中国这样的特殊形式因此成为急于打破坚冰但又顾及根本立场分歧的外交双方接触的最好途径 。至1971年6月10日，美宣布结束21年的中美贸易禁运并列举了一份长长的对华非战略物资的出口许可列单，进口中国货物的限制被逐步废除了 。1972年《联合公报》发布，中国同意与美恢复贸易。整个70年代两国的贸易关系急剧升温（见表）。尼克松认为：“如果苏联统治中国，那就是可能使自由世界遭到致命的打击……应当利用我们的经济力量，帮助建立一个不那么容易受到打击的中国。” 当然对中国的贸易本身并不是孤立的策略选择，正如阿·多克·巴尼特（A。Doak Barnett）分析的那样：“取消旧贸易限制的真正意义，更多地是在政治方面而不是在经济方面，如近几年来取消禁运本身就是这样。在贸易发展的情况下，双方都会得到经济实惠，但更为重要的是，修改贸易政策是建立较为正常的全面关系的一种象征和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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