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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矛与盾之间：试析尼克松主义的经济外交内涵 |
矛与盾之间：试析尼克松主义的经济外交内涵 发布时间：2006-11-8 23:02:44
全体系难以为继，调整势在必行。
（一）越战与财政问题
越战甫一爆发，军事预算开始急剧上升。绵亘10余年的战争，使美国财政负担沉重。1965年越战升级时，用于越战的直接军事开支达1.03亿美元，至1966财年即达58.12亿美元，1967年猛增为201.33亿美元，1968年为270亿美元，1969年达到288.12亿美元，1970年随着缓和政策的出台，这一数字下降至250亿美元 ；国防消费亦由1965年的512亿美元上升到1968年807亿美元 。规模之巨远远超过了朝鲜战争。
美国在越战中的军事投入存在严重的结构性缺陷。事实上，美苏两国介入越战的方式至少从一开始就决定了双方物质代价的差距和成效。美军逐步陷入地面战争中，战斗人员从1965年的268.7万人增至1968年的354.7万人；肯尼迪及约翰逊时代的美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估计，仅1966年2月美军在南越的空运费用即已达三年韩战月平均量的2.5倍；据《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统计报道，1968年3月前，美在越损失的飞机和直升飞机的价值比韩战同一指标高出四倍 。相反，苏联只投入相当规模的资金和技术援助，却迫使对手最终陷入两难境地。美国国际问题专家丹·考德尔（Dan Caldwell）认为：“从严格的经济观点来看，苏联的投资是有意义的。在战争的高潮期间，苏联每年大约向北越人运送价值10亿美元的装备，而美国为了支持这场战争每年的支出却达200至250亿美元。” 尼克松多年后总结了越战中盲目投入的教训：“在我们的军事训练计划中，我们应该避免犯我们在越南所犯的另一个错误：按照美国的模式建设我们盟国的军队，进而形成适于打常规战的庞大的军事力量，而不是形成适于打游击战的小规模力量。对军队的装备和训练必须适应他们面临的威胁。”
越南战争不断升级使美国财政状况逐渐恶化，考虑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渐趋严重的通货膨胀因素，国防部军事预算的实际增长可能更为可观。1969年上台的尼克松政府开始寻求将战争从美国化转向“越南化”（Vietnamization），即在美国的军事援助下依靠南越政府人力维持战争 。“越南化”政策体现了尼克松主义的实质，即改变美国在该地区各种援助和经济介入的结构，降低维持霸权的经济成本；战略手段朝着更为多样化更具实效性的方向迈进，既使美军能体面的撤退以减少不必要的损耗又能维持较合理的投入来保证对这一战略区域有效的控制 。时任国防部长的莱尔德（Melvin R。Laird）将尼克松主义描述为“撤退＋越南化”（withdraw plus Vietnamization）。这一计划的实施首要是通过防务本地化来提高美援的利用率。尼克松政府同时更多的考虑了越南化可能的对越南地区经济的影响并将其纳入整体的安全战略的转型之中，“尽管在越南化的进程当中纯粹的军事目的的花费预计可能会实质性的减少，但仍将需要增加一些以经济发展为目的的费用……”
（二）国民经济军事化的负面影响
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国民经济严重军事化，国民经济结构性危机日益加剧。前苏联经济学家法拉马江对此总结道：首先，军工生产占用了绝大部分的优质物力、财力和人力资源；其次，美国投入“研究与发展”的全部资金有半数用于军事目的，严重减慢了民用经济的创造能力和技术进步；再次，大量军事开支是造成预算长期赤字的主要原因，也导致了公共债务增加和国际收支的巨大逆差。民用企业发展受到严重限制，技术转换升级慢，国际竞争能力日渐下降 。美国经济学教授博尔丁认为：“美国国防部使美国在经济上受到了很大的损害。它使国内消费减少了大约15％，把用于生产的资源投进竞争性武器系统以至空间技术的老鼠洞里，使每年的经济增长率可能要降低多达2％。” 蓝辛就业研究会的研究报告指出：每年10亿美元用于军费实际上要比用于私人企业净减9000份工作；比用于地方政府减少35000份工作。军费开支使整个经济在1977年和1978年浪费了100多万份工作 。同时，政府利用军费杠杆对付就经济周期也使国民经济陷入动荡不定之中。一旦军费压缩，各大垄断集团便立即缩减生产规模，一时间，“工人同受雇时一样快地被解雇了”，很快，经济陷入谷地，随着这些波动，社会经历着贫困－富裕－贫困的周期 。曾任美国经济委员会主席的著名经济学家维克多·佩洛（Victor Perlo）对此评价道：“在为了对抗周期而操纵军费开支的措施所产生的稳定作用，不足以弥补战争或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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