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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大平正芳的“椭圆哲学” |
论大平正芳的“椭圆哲学” 发布时间：2006-11-8 23:02:43
为大平有如此敏锐的洞鉴，才能胜任承当“自民党内的关系协调专家”，也因此树立了“宽容与忍耐”的良好形象，成为自民党内最受欢迎的政治家。
（二）关于民主政治
在大平的民主主义观中，将为政者和国民视作民主政治这个椭圆的两个中心。大平正芳认为，政治家的工作是为给自己投赞成票的国民服务，但他同时又一直坚持相信国民的良知而决不向国民献媚的政治姿态，他从第一次参加竞选议员之时起，就铭记着如下信条：
“我认为，对眼前利益夸大其词，以讨得国民的欢心是卑鄙的。我相信，国民的良知总有一天会对这种言行作出严正的判决。民主主义正是以国民的良知为基础的，因此，如果不负责任的煽动能永远赢得民众，那我宁愿抛弃这种民主主义。我总是用这种信念告诫自己的。”
1968年1月，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关于财政僵化问题他是这样回答政党代表质询的：“我不能不认为，今天的日本财政负担着超过它可供养的机构，人员和功能。……真正解决问题的关键，既要依靠政府的决断，也要依靠理解和接受政府决断的国民良知，这是不言而喻的。我认为，国民已开始不喜欢那种轻率的、迎合的政治姿态。我要求政府采取一种坦率的态度，即向国民说实话，把困难告诉国民。”
1971年，大平正芳作为通商产业大臣批评了国民的依赖政府的习气，被动意识和危害者意识，要求国民对此作出改变。他说：“民间主导的真正意图在于促进民间企业具有明确的自觉性，今后要靠自己的努力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获胜。母庸赘言，在自由经济体制下，发展经济的主力是民间企业，民间的智慧、活力和创造性正是发展的原动力。然而，过去却出现过一种风潮，每当遇到困难的时候，日本企业便想依赖政府去解决。不改变这种贪图安逸的态度，仍难以指望将来有迅猛的发展。”
“我总觉得在讨论问题时，日本人似乎有一种被动意识，进一步说有一种受害者意识。这样下去，日本人不仅无法成为大国民，而且有可能失去维持为健全的常识所支持的、保持平衡的国民生活所需要的根本条件。”
这就是大平所主张的“民间活力主导型经济论”。这可以称为“椭圆哲学”的派生理论。政府与国民同时被看作国民经济这个大椭圆的两个中心，相辅相成，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国民这个中心将发挥愈来愈大的作用。这与传统意识中政府与国民的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定位，是截然相反的。“如果不负责任的煽动能永远赢得民众，那我宁愿抛弃这种民主主义。”大平对表面谄媚实则愚民的政治是持尖锐批判态度的。尊重民智、信赖民智、鼓励民智正是民主主义观正是民主主义的精髓和本质。笔者认为，大平的民主主义观也是深受托马斯·阿奎那自然法思想影响的结果。因为对于民智的尊重、信赖与鼓励，其默认的前提便是对民众理性和道德的肯定，对民众参与“永久法”并产生积极作用的能力的肯定。
必须承认，大平散布“民间主导论”难免使政府有逃避责任之嫌。不过，从更长远的和全局的观点看，大平正芳所期待的国民意识的转变和成熟，虽然缓慢正在扎扎实实地进行，这是没有疑问的。特别是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和新经济的勃兴，日本的国民意识的确在加速转变。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平的民主主义观今后将越发令人感到是适当的。
（三）关于转折期与战后总决算
提起大平正芳，就不能不提起他在日本战后转折期起到的重大作用。关于转折期，大平在1970年1月担任佐藤内阁通产相时发表的《新通商产业政策的课题》中这样定义的：
70年代的日本，“在某种意义上说将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的国家目标－－追赶欧美发达国家－－终于达到了。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和工业产值已居自由世界第二位 。日本再也不能继续“通过学习先进国家的知识和技术实现模仿式的发展”，现在已经到了依靠自身的努力，开拓新的领域，走独立自主的路，实现创造性发展的时候了。
可以说，“转折期”即是“追赶型”或“模仿型”的现代化向“创造型”的现代化过渡、渐变的时期。70年代的日本，经济上实现了腾飞，在外交上也正逐步摆脱美国的控制，开始了独立自主的发展时期。经济实力的增强已使日本事实上成为国际格局中举足轻重的地位，“找到设定新国家目标的新价值观”－－确立新的发展方向，为日本在战后国际舞台上的角色重新定位。这就是著名的“战后总决算”：
“我国现在正迎来可以叫做战后总决算的转折点。迄今为止，我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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