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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民族与时代的超越－－鲁迅与普希金之比较分析 |
对民族与时代的超越－－鲁迅与普希金之比较分析 发布时间：2006-11-8 23:02:40
们熔为一炉，于是出现了“诗化小说”（《伤逝》、《社戏》等），“散文体小说”（《兔和猫》、《鸭的喜剧》），以至“戏剧体小说”（《起死》）等等。正如鲁迅自己所说：“没有冲破一切传统思想和手法的闯将，中国是不会有真的新文艺的”，鲁迅的创作正是“继承传统”与“冲破传统”的统一。
普希金作为卓越的诗人，他的叙事散文同样充溢着丰富饱满的诗情，确立了叙事散文的情感化和抒情化。在这方面普希金继承了卡拉姆津感伤主义的散文创作传统，并加以发扬光大。无论是写景壮物、营造故事发生的氛围，还是描绘人物的心理状态，普希金的话语总是饱含着动人的情愫，以诗情去领悟平淡无奇的自然现象和司空见惯的社会生活，正如别林斯基概括的那样，他能“为最’散文化’的对象增添诗意。”驿站的感伤，传奇的忧郁，复仇的激荡，多余人的失落，农民英雄悲壮苍凉的情怀，弥漫在娓娓的叙述中。《上尉的女儿》中作者两次让读者去体味这位农民领袖的悲壮豪情，欢宴上的“纤夫之歌”和“苍鹰的寓言”既突出了普加乔夫坚毅无畏的性格，同时又向读者暗示出一个命定的慷慨就义的豪迈结局。这种在叙述过程中的抒情或散文话语的情感化使普希金作品的叙事本身平添了意趣和张力。这里特别应该指出的是，普希金的情感总是一种正直而又高雅的情感，“他的任何情感中总有一种特别高贵、亲切、温柔、芬香与和谐的东西”（别林斯基），它脱离了世俗生活的低级趣味，可以表露和咏唱。
三、继承与超越
相似的时代背景、强烈的民族精神和对文化的深刻体悟，造就了普希金与鲁迅两位世界性的文化巨人，他们给我们的启示是多方面的。然而，从宏观的角度分析两者对中国文艺现状的意义，我们无法脱离时代与民族这两个永恒的话题。他们不是简单地契合了时代，扎根于民族的土壤，更可贵的是进行了深刻的透视与勇敢的超越，从而达到了他人未及的高度而成为人类景仰的大师，给后人留下了取之不尽的精神资源。
首先，他们都超越了民族，在文化选择上达到了世界性与民族性的统一。他们从人学的高度，在人类的整个历史发展范畴内，对人类的根本性的生存境遇和精神状况进行全方位、深层次的天才观照和哲理反思，从而创造出由不朽形象所构成的艺术精品。
在对民族文化批判的基础上，鲁迅强调的是文化的同一性，他在对文化发展的整体趋向的肯定的基础上，即在世界现代文化的框架下，以中外文化交汇对话为纵横坐标系，以立人立国为终极价值，提出了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转型和中国民族人格的现代性重塑。鲁迅首先肯定了人类的精神生命努力向上的共同趋向：“生命的路是进步的，总是沿着无限的精神三角形的斜面向上走，什么都阻止他不得”，“无论什么黑暗来防范思潮，什么悲惨来袭击社会，什么罪恶来亵渎人道，人类总是踏了这些铁蒺藜向前进的。” 这里，鲁迅提出的向上的精神生命之路，是人类在生物的共性基础上所表现出来的文化的共同性，具有更为普遍的文化哲学和生命哲学意味。他在文化选择的价值判断中，不仅看到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性，而且从文化哲学的高度看到二者的共同性，从而超越了一般的人类文化异质观而上升为一种人类文化的共同性命题。他把“人类的道德” 作为中国文化现代化转型的价值取向和自己的文化选择标准：“人类尚未长成，人道自然也尚未长成，但总是在那里发荣增长。……将来总要走同一条路的。” 无论是世界还是中国，都被纳入了现代化的轨道上，无论是走是推，都必须沿着同一个方向。“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正是鲁迅为完成立人立国巨大历史使命而建构现代化的自我主题意识的独特方式（或途径）。文化的民族性或特殊性应适应文化时代性的需要而发生变革，这正是鲁迅为自己更为民族所做出的文化选择。
在普希金的作品中，我们处处可以看到对俄罗斯性格和强大的精神力量的信念，一种作为俄国人而存在的伟大希望。但是，普希金又超越了民族，而深刻把握了“人”这一主题，从而达到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奥涅金说他“永远不会站在政府方面”，同时“也不会站在人民方面”，他是属于自己的，从而能够独立能成为自己，去追求理想。《茨冈》中，吉普赛淳朴的民风是道德批判的铺垫，也是作者对真诚、纯洁的人性真实的向往。这与现代社会对人的关怀这一文化主题具有鲜明的一致性。张承志的宗教皈依，周涛的自然追慕，卡夫卡提出的人性复苏，古今中外的作家们始终以不同的方式在进行着人的精神价值的追求，去选择有普遍意义的答案。无论结果如何，这种思考与探求的本身始终具有世界性的一致，普希金寻求的正是人类学意义上的这深层的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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