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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民族与时代的超越－－鲁迅与普希金之比较分析 |
对民族与时代的超越－－鲁迅与普希金之比较分析 发布时间：2006-11-8 23:02:40
条条”地当场出丑。如此放肆地将已经被神圣化与神秘化的古代哲学戏谑化，这本身就显示了鲁迅的一种眼光与胆识。人们从这类戏谑化的描写中，看到了鲁迅杂文的锋芒：包括杂文的眼光、思维、手法、以至语言。在这个意义上，《故事新编》又是鲁迅打破文体界限，以杂文入小说的一次有益的尝试。
普希金是一个具有深邃意识和丰富灵魂的文学家，他的创作视角既面向广阔的社会和时代，又面对复杂的个人隐秘心境，因此他的叙事作品也就同时蕴涵着史诗意识和内视角的诗学倾向。读者在《上尉的女儿》、《青铜骑士》、《罗斯拉夫列夫》、《彼得大帝史》等作品中不难领略到这位俄国伟大文豪的史诗情节，也能在《驿站长》、《射击》、《黑桃皇后》等叙事佳作里洞悉19世纪初叶俄罗斯社会各种人物的内心世界。普希金在《尤里·米洛斯拉夫斯基或1612年中的俄罗斯人》这篇文学评论中指出：“在我们这个时代，长篇小说这个词被我们理解为在虚构的叙述中发挥的历史时代。”中篇小说《上尉的女儿》的历史观更是迥异于一般贵族文人之作。这部小说集传奇故事、家庭纪事和历史事件于一体，但那决不是一个各种文体大拼盘，它的艺术逻辑的重音落在史诗构想上。在小说里，主人公的传奇经历只不过是提供描绘历史事件、表达作者历史观的故事框架，普加乔夫农民大起义才是这篇小说叙事的中心内涵。普希金叙事作品的史诗化特征来自他始终贯一的历史意识。但是，史诗意识不可简单化地理解为只描写重大的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更重要的是要透过某些事实事件和现象来揭示那个时代的特征与本质。普希金叙事作品的史诗化特征通常表现为：只用一两个典型具体的历史情境或象征物就烘托出作品的历史氛围，从而以小见大，见微知著。彼得大帝的青铜塑像更是具有史诗性质的历史符号，它喻指沙皇专制社会的冷酷无情和令小人物难以抗拒的威力。而以彼得堡为象征的近代俄罗斯正是在这种冷酷和威力的驱使下由俄国民众的苦难积淀而成的，诗人仅仅以水灾场景与青铜塑像这两种意象，就凝聚出沉重而久远的历史氛围，再现了一幅冷峻的史诗画卷。
第二，精确简练的写作风格
鲁迅也在追求表达的含蓄、节制，以及简约、凝练的语言风格。他这样概括自己的经验：“我力避行文的唠叨，只要能够将意思传给别人了，就宁肯什么陪衬也没有，中国旧戏上，没有背景，新年卖给小孩看的花纸上，只有主要的几个人（但现在的花纸却多有背景了），我深信对我的目的，这方法是适宜的”，“要极省俭地画出一个人的特点，最好是画他的眼睛。”人们经常提及的，是《故乡》里那幅“神奇的图画”：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仿佛绘画中运用疏体笔法涂抹大色块，色彩单纯而浓重，同样取得强烈的效果。祥林嫂那最后的“肖像”也只有寥寥几笔：“五年前的花白的头发，即今已经全白……；脸上瘦削不堪，黄中带黑，而且消尽了先前悲哀的神色，仿佛是木刻似的，只有那眼珠间或一轮，还可以表示她是一个活物”，寥寥数语留给读者的印象可以说是惊心动魄的。
同样，普希金在语言形式方面崇尚的最高诗学原则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简明。用他本人的话语来说：“精确和简练，这是萨那翁的第一个优点。”的确，鲜明、准确、简洁和修辞结构的极度纯朴，有意识地弃绝任何种类的修辞装饰，描写手段的简约和经济而又不失表现力，乃是普希金叙事创作最基本的话语表征。在遣词造句上他惜墨如金，在故事结构上也尽可能洗练文词。他善于在简洁中展示复杂，往往是只用三言两语，人物的音容笑貌、性格特征、故事的来龙去脉就跃然纸上，活现眼前。在小说《驿站长》中，作者对于站长的住所的描写只用了两个形容词“简陋而整洁的住房”和三个细节“几盆凤仙花”、“挂着花帏子的床”和“四幅浪子回头的画。”这寥寥几笔却让站长家庭的简朴然而充满温暖的生活跃然纸上。住房的整洁和那几盆花，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冬妮娅这个美丽、活泼、勤快的姑娘，此间的和谐与小说结尾的悲剧产生鲜明的对比，在叙述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这种诗学原则的建立得益于所钟爱的以纯朴的普通民众的生活和语言为特征的民间文学。从他的创作中，我们不难发现普希金的诗学观念与他的社会意识具有的内在一致性。
第三，多方借鉴的叙事技巧
鲁迅在试验为中国现代小说寻找自己的小说形式的最初阶段，自觉地借鉴了西方的小说形式。因此，在谈到《狂人日记》的创作时，鲁迅强调“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但在试验过程中，他自身的深厚的传统文化修养逐渐发挥作用，使他由不自觉到自觉地吸取中国文学的养料。诗歌、散文、音乐、美术以至戏剧的艺术谨严均被他借鉴来从事小说创作，并且试图将它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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