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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民族与时代的超越－－鲁迅与普希金之比较分析 |
对民族与时代的超越－－鲁迅与普希金之比较分析 发布时间：2006-11-8 23:02:40
己将属于人民－－三篇短诗精品：《先知》（1826）、《回声》（1831）、《纪念碑》（1836）就是他人生使命的表白。他自信自己就是先知、人民的代言人。他要“把海洋和大地统统走遍”，用他的语言“把人心都点燃”；这位先知深信他“不会完全死去”，他将“永享荣誉”，他的名字“将传遍伟大的俄罗斯”，他会“永久地为人民所喜爱”。可见，他不仅将自己当成人民的代言人，而且把思维支点架在了未来，使人民性具有了超越时代的生命力。在普希金看来，民间传统折射着人民的智慧，展示出人民内在的精神特征，他始终怀着深沉真挚的感激之情忆及自己最初的缪斯－－奶娘，诗人的“令人神往的昔日之心”，奶娘诗系列正是俄罗斯民间传统的赞歌。正如诗人自己的诗中所写的：“我所以永远能为人民敬爱／ 是因我曾用诗歌／ 唤起人们善良的感情／ 在我这残酷的时代／ 我歌颂过自由／ 并且还为那些倒下去的人们／ 祈求过宽恕和同情。”
二、创作方式、叙事技巧、语言风格之比较
作为不同民族文化的代表，鲁迅与普希金都对民族语言进行了创新与改造。五四时期，文言与白话语言的斗争席卷文学界。鲁迅虽然没有在理论上参与讨论，却在作品中坚决摈弃了文言，成为白话文的倡导者和主要实践者之一，他的《狂人日记》被视为中国第一篇白话小说。经历了狂风暴雨式的文学革命，中国的白话文由于鲁迅的出现而彻底摆脱文言文的痕迹，走向了成熟的状态。
普希金作品是俄国民族语言文字的典范，他在对东西方文化借鉴的基础上主张要保持俄语的独立性，他在1823年写给维雅津姆斯基的一封信中说：“我不喜欢在我们原始的语言里看到欧洲式的矫揉造作和法国式的精雕细琢的痕迹，粗放与朴素对它更合适。”从而为俄罗斯语言定下了基调。1825年，普希金再次致信维雅津姆斯基，论及俄罗斯语言独立性问题：“东方的文字对我来说是典范”，但又明确表示，“欧洲在陶醉于东方华丽时，应保持欧洲人的趣味和观点。”他曾说：“为了外国人的嘟嘟囔囔／我们竟会狂妄地小看／我们祖国语言的宝藏／我们喜欢外国缪斯的玩物／喜欢外国方言的叽里咕噜／而却不读我们自己的书刊／但我们的书在哪里？／我们从哪里接受各种考试／从哪里知道大地命运的诗章？／并不是在那些生硬的翻译里／也不是在那些老朽的作品里／那儿俄国的智慧和俄国的精神／在成倍地撒谎／说些成就的事情／” 因此，他选择了民间，将民间文学作为他改造民族文字最重要的资源，在普通人的话语中把握俄罗斯民族语言的精髓。1831年4月14日，诗人在一封信中提到“茹科夫斯基在乡村让老太太给他一边揉腿，一边讲童话，然后写成诗”，“俄罗斯传说在幻想诗歌中不比爱尔兰和德国诗歌差。”他相当透彻地理解并掌握了俄罗斯民间语言的精髓：真实与幻想、奔放的真诚与调皮的戏谑，迷人的淳朴和辛辣的嘲讽，在此基础上创造出了真正的俄罗斯语言。如今，普希金的童话诗已成为俄罗斯的识字课本，一代代俄罗斯人通过它初步感受祖国语言的丰富与完美的魅力。
受民族文化的影响和民族语言的限制，鲁迅和普希金的创作显示出差异性。而且，所处时代的不同，也使他们的创作在文学史中占据不同的角色。同时现实主义创作的大师，普希金是批判现实主义的开创者，鲁迅的作品则已具有了明显的现代性特征。这些，都是值得探讨的话题。但是，作为民族的灵魂与时代的先驱者，鲁迅与普希金都充分看到了文学对于挽救民族危亡的作用，并对此作出了自己的尝试，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接下来，本文将就此作一阐述：
第一，追溯历史的创作方式
鲁迅的《故事新编》均采用对历史故事的改编来表现今日的主题，他所要追寻与表现的，正是这“古”与“今”之间的深刻联系。他在《序言》中宣称自己“没有将古人写得更死”，为了揭示古人与今人在精神气质、性格、思想上的相通，他在小说艺术上进行了大胆的试验：有意打破时空界限，采取了“古今杂糅”的手法：小说中除主要人物（如女娲、羿、禹、墨子、老子、庄子等）大都有典籍记载的根据外，还创造了一些次要的喜剧性的穿插奇怪界，如《理水》“文化山”上的许多学者既以古人身份出现，又开口“OK”，闭口“莎士比亚” 。鲁迅这种创作方式目的是要在古今相通之中，以现代照亮古代，更有力地揭示古代人与事中某些被掩盖了的真相。例如在《采薇》中，作者写了两类“先王之道”的信徒：小说主人公伯夷、叔齐真心实意地身体力行，却处处不合时宜；与他们相对立的周武王，他的伐纣明明是违反了先王之道，却打着“恭行天罚”的旗号，因而博得“王道的祖师而且专家”的美名。在《起死》里，玄学家庄子与乡下汉子围绕“赤条条”展开的论战，就已经让庄子的“相对主义”哲学“赤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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