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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民族与时代的超越－－鲁迅与普希金之比较分析 |
对民族与时代的超越－－鲁迅与普希金之比较分析 发布时间：2006-11-8 23:02:40
利亚，是不能造出对于怨敌也极仁爱的人民。” 统治者用非人道的恶辣手段残害人民，人民当然不会对他们讲仁慈。面对旧社会剧烈的阶级对抗，他热烈鼓吹：“在现有这’可怜’的时代，能杀才能生，能憎才能爱。”憎与爱相统一，便是鲁迅为人道主义而抗争的情感基础。鲁迅后来学会操马克思主义的枪法以后，对“人类之爱”的道德说教更是进行了彻底清算。他指出：“在帝国主义的主宰下，必不容训练大众个个有了’人类之爱’，然后笑嘻嘻地拱手变为‘世界大同’。”博爱主义者试图以阶级调和的手段消除阶级对立，进向世界大同，无论抱有多么真诚的愿望，只能 是一厢情愿的幻想。
普希金是俄罗斯以及苏联小说“道德问题”或“道德探索”主题的开创人。《强盗兄弟》多侧面地刻画了主人公的性格，揭示了他们由良成寇复杂矛盾的心态，在同情主人公的不幸遭遇的同时，毫不留情地否定了他们的愚昧和违心选择，正是作品积极的道德力量之所在。《别尔金小说集》的代表作《驿站长》中冬妮娅形式感情的转变可以看做是传统道德失落的一种典型象征，她心态的改变反映了19世纪初俄罗斯社会的某些侧面。古老的传统道德在物欲横流的生活风气冲击下松动了它的基石，她虽然眷恋养育她多年的父亲，却也经不起都市贵族生活方式的诱惑，终于弃别相依为命的老父亲，跟着军官私奔而去。在作者普希金心目中，冬妮娅抛下的不仅仅是苦命的父亲，而且是人类最可珍贵的亲情；贵族欺压下层小人物的现象固然可恶，应该抨击，但亲情的丧失和美德的湮没，却让人更感痛心。伟大的诗人似乎在用他的故事拷问每一个读者：在圣洁的亲情和世俗的物欲之间，你会做出怎样的选择？面对种种诱惑能否依然故我？由此可见，《驿站长》的道德批判更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和更为普遍和深远的人道主义意义。普希金时代之后，无数俄国作家秉承这一优良传统，出现了《安娜·卡列尼娜》等传世佳作。
4．对大众的态度：普希金的眷恋与鲁迅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每个民族都要寻求一条传播“大众”声音的线路，每个时代都需要一种只属于这个时代的自白，以保证民族精神强健的发展。大众是时代的主体，也是民族精神的承载者，对民族劣根性的深刻认识使鲁迅在关注大众的同时，更具有启蒙与批判的意识。而作为贵族的普希金更多的是认识到对立立场的缺陷与狭隘后，对人民的全身心的融入甚至爱戴。
鲁迅前期对民众的态度大概是公认的，他之所以弃医从文，就因为看到了中国民众的落后与愚昧。“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 《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文章显示的对庸众的态度人们已多有论及。但是他的现代启蒙主义立场使他不可能与大众在思想情感上保持一致或者打成一片。因为他知道，“暴君治下的臣民，大抵比暴君更暴；暴君的暴政，时常还不能餍足暴君治下的臣民的欲望。”“暴君的臣民，只愿保证在他人的头上，他却看着高兴，拿’残酷’做娱乐，拿’他人的苦’做赏玩，做安慰。”他悲哀于大众 的冷漠，竟将烈士的鲜血吞食，竟把革命家逝世的日子作为欢乐的时光。因此，当左联讨论文艺大众化的时候，他首先担心的是“若文艺设法俯就，就很容易流为迎合大众，媚悦大众。迎合和媚悦，是不会于大众有益的。”他主张“应该多有为大众总设想的作家，竭力来作浅显易解的作品，使大家能懂，爱看”，目的却仍然是“挤掉一些陈腐的劳什子”。 这种选择使鲁迅走上了既无权威可依，也无大众可靠的异常孤独的道路。同样，这种选择也使鲁迅成为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话语的奠基者，在与历史的相互选择中，他为把中国引向现代而自觉地承担起了现代知识分子话语空间的创建。
但是，这选择不是由于对民众的冷漠，而是由于对民众的热爱。正因为爱之深切，才对其弱点不能容忍，发出毫不留情的猛烈批判。鲁迅对民众的态度没有表现出尼采式的对民众的蔑视甚或敌视，他对弱者，对孩子，对女性，对受压迫和欺凌的大众的人道主义的关怀使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话语在强调个性主义的同时，留下了通往大众的道路。所以，“哀其不幸”和“怒其不争”是必须联在一起的，如果没有哀其不幸，就失掉了人道主义的博大情怀，就背离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方向。如果失掉了怒其不争，这种同情就容易使知识分子滑入民间大众的话语立场。是否承认大众的落后性，是否坚持启蒙主义立场，是否承认个人的权利和地位，是20世纪20年代后期之后中国文学现代知识分子话语与民间话语和权威话语的重要分界线。
普希金很早就意识到自己身为贵族的不足，并且以惊人的真实与坦率反映出这一切。他以深刻的历史洞察力，预见到人民的力量，预言自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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